父亲郭修真，我心永驻
来源于：本网 作者: 郭轮华 发表时间:2021-01-19 12:13:38
说来也怪，我做梦时梦到最多的人，是我的父亲。有时梦到他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八路军棉衣棉裤，从一个窑洞式的屋子走出来；有时梦到他穿着中山服和母亲一起走出李阁老胡同的家门，向东向南，穿过戒了严的府右街，去天安门参加国庆盛典；有时梦到他在北京铁路局的电话会议室里，正对着麦克风讲话，态度还很严肃，上衣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橘黄色的派克钢笔……梦到最多的，是在一片公园的绿草地旁，好像是中山公园，又好像是北海，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玩耍，他笑得那样开心，无忧无虑。 实际上父亲是个很心重的人，非常认真又非常细心的人。家里存着父亲生前整理的十几本相册，从上小学时的集体照，到跨着盒子枪的土八路留影 ，真不知这些珍贵的照片在那个残酷恶劣的环境中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一 我家的祖籍在山西省定襄县，从县城向西沿着去忻州的公路十里路，路南有一个村庄——西邢村。 这个村称得上人杰地灵，从地形和建筑布局看，像一只欲展翅起飞的凤凰。这个村文化底蕴深厚，从古至今出现过很多文化名人、杰出人士。 村中以郭姓居多，西邢村郭氏有“官族”之称，郭姓曾有过“一门六进士,祖孙四大夫”的美誉。到了近代更是人才辈出。1926年入党，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图书馆长的郭震东；曾任定襄县县长，后任陕西省商洛专区专员的郭茂生；曾任定襄县委书记，后任山西省水利厅厅长、省建委主任的郭文秀；曾任四川省军区后勤部政委的郭一；曾任中共湘潭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郭通顺；曾任解放军六十六军党委常委、后勤部部长的郭通喜；曾任北京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的郭麟川；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邻县盂平县当过县委书记，解放后在铁道部任党组成员、工务局局长、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 西邢村郭姓居多，细分起来不是一个出处，我家的郭是小支脉，是从东南方向5里地的张村迁来的，是个以农商为依托的书香门第望族，有文字明确记载的历史，至今已达29代，约800年了。 第二十二代祖先只身走西口开创了家业，在西邢村南端盖起一条南北胡同共四个院落，置了田地。我的爷爷曾在县里当过交通局长，四个儿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父亲在县城读的初小、高小、初中，解放后在北方交大当过党委书记的彭伯周是县小学的校长，范儒生、智生元、郭高岚、郭文秀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那时小学分初小（一至四年级）和高小（五、六年级），父亲的高中是去省城太原上的。 1937年夏天，他从太原进山中学高中毕业，考上工业大学。抗日战争爆发了，他毅然参加了革命，投入到打击侵略者保卫家乡的洪流中，当年年底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投入到创建敌后根据地，打鬼子、除汉奸的对敌斗争中。我们这个家抗日战争中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就有四位烈士：郭修廉、郭修明、郭修山、郭修道，他们是家族永远的光荣和骄傲，是激发后人一代一代奋进的动力。 定襄，是老革命根据地，是晋察冀边区的西大门，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中，有更多的革命烈士鲜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上图是父亲母亲抗日战争末期在山西盂县时的照片。右一为老战友智生元。） 父亲常给我们讲樊金堂、阎四豹杀鬼子有多勇敢；郅文林怎么在日本骑兵的战刀下逃生，头上一直留着鬼子军刀砍的刀痕；曾经的红军骑兵团长、八路军独立团团长何能彬手是怎样伤残的；郭文秀在敌人大扫荡中险些被熏死在地道里，被敌人包围，为不被抓住开枪自尽，正赶上个臭子儿，才留下了后来的文秀伯伯…… 解放后有些老战友到家里做客，常聊起当年的故事，回忆一次一次的战斗。父亲常说，我们活下来，我们进了北京，我们是幸运的。想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还有什么权利不努力工作，个人对党对人民还有什么过多的要求呢！ 我父亲是个儒将，抗日队伍中文化水平高的不多，他很快当上了县委组织部部长，在游击区发展党组织，扩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立基层革命政权。也许他很少参加与日本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激烈战斗，也许也曾有过死里逃生，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讲过自己，总是讲拼杀在第一线的战友，讲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但从老战友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得出战友们对他的敬重、钦佩、情谊和信任。 1944年父亲被调到盂平县任县委书记，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领导全县军民利用春夏两季开展军事、政治攻势，将敌人围困在几个据点不敢轻举妄动，保卫了人民的生产生活。日本投降后，他又发动群众重建家园，医治战争创伤，对国民党反动派寸土必争，保卫胜利果实。他还率领军民因地制宜发展农副业生产，总结出很多生产自救的经验。中共冀晋区党委抓住盂县这个典型，对盂县的经验进行宣传推广，并在冀晋地区干部中开展“学习郭修真同志运动”。 1947年，冀晋区党委书记王平指名调郭修真担任晋冀日报社的副社长，展示了他党的政治工作的优势和文化宣传工作的才华。解放前夕，中央从老区挑选了政治强、文化高，尽可能夫妻都是党员干部的同志，准备接管城市，随着党中央先开赴河北平山西柏坡，又从平山来到北平西山的香山，这时，父亲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投入到为接管城市做理论准备和政策制定的工作中。 二 新中国成立了，北平改名北京。队伍一进城，旧北京百废待兴。当时已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的父亲的老战友范儒生，向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刘仁推荐，介绍说郭修真同志党性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人正派，非常适合做组织工作。于是父亲被调到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给范儒生当副手。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的日日夜夜里，他们按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市委提出的三结合原则，为北京各单位选拔干部，配备了五湖四海的领导干部班底，为解放初首都的稳定，政权的顺利交接，城市管理的健全完善，给北京市干部队伍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下图为解放初期与战友范儒生（前中）杜春兰（后左）夫妻，和牛连壁合影 1950年，父亲正式调入铁路系统，开始了为新中国铁路建设事业无私忘我、殚精竭虑的大半生。他前后担任过北京铁路分局分局长，北京铁路局政治部主任，北京铁路局副局长，铁道部工务局局长，西安铁路局党委书记、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 进入铁路系统工作后，他虚心向铁路专业人员学习，不会就学，不懂就问。我的母亲在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讲到不少例子。 一年夏天，他到北京工务段一个养路工区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学习业务技术。这天的气温很高，太阳把钢轨和石砟晒得烫手。一起去的工务段段长劝父亲早点回去，说“这样的天气他们都有些顶不住”。父亲说：“工人们每天都是这样的工作，我就是要体验工人们的辛苦，才知道我的工作应该怎么干。”用现在的话讲，他采取的工作方法就是“接地气”。通过实地考察，参加劳动，他思考着养路如何推行机械化，既能保证线路质量，又能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后来他还向部党组打报告，建议提高野外作业重体力劳动工种的待遇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年大庆，北京搞十大建筑，其中包括新建北京火车站。 从1959年1月21日破土动工，到9月15日建成，只用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父亲被任命为工程副总指挥，参加了设计、拆迁、施工，直到开通运营的全过程。他是典型的“土八路”来管企业的，靠的是“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共产党就是依靠这一条，把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改造成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北京站至今已使用近六十年了，仍漂漂亮亮地立在那里，尽管周围建起了那么多高楼大厦，她仍不过时，被公认比后几十年建起的北京西站更人性化、更方便旅客上下车。 新车站建成后，有一次父亲领我去接站，看着站台上的大柱子说：“当初设计施工时，我觉得这柱子用这么粗吗，会不会不协调。设计人员说经过计算，必须这样。现在看着很顺眼，还是要听技术人员的，不能瞎指挥。” 父亲很细心，留下一套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北京新车站和新车站面貌的照片，父亲去世后我继续保存着。一些公开出版的画册、纪念站台票都是从这组照片中选出的，当时冲洗出若干套，不知现在保存的还有多少。我父亲保存的，除了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外，还有宋庆龄、董必武、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贺龙、沈钧儒……全是原版洗印的，未加修饰，不少在公开的画册、纪念册中都没有见过。像毛主席两个手插在裤兜里，陈老总穿个中式缎子上衣，袖子比衣身还长。从这些照片中，看到了领袖们的另一面。 前几年，铁道报上刊登纪念朱德同志的文章，还从我这里选了朱德这次视察北京站在贵宾室题字的照片。照片上朱老总旁边站着个小姑娘，是我铁二中高几届的同学、刘建章部长的女儿刘爱民，她看到后还向我要这张照片。后来我在博客上发了一组，不少网友看了都很激动感慨，北京站的老站长石玉林跟我打招呼全部下载珍藏了起来。 当时我问父亲：“中央领导去新车站参观，都有铁路的同志陪同，也有我认识的叔叔、阿姨，怎么画面上有你的没几张？”他跟我说：“这个时候，咱哪能往前站呀！”所有照片中，我只在毛主席的两张中看到父亲，周总理的一张中在总理身后，他只露了四分之三个脸。 他也有往前站的时候。 上世纪60年代初，邢台工务段段长向父亲反映河北省的某位领导利用职权，乱调铁路沿线的备用钢轨去修地方铁路。在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内，敢不敢有人阻止；铁路运输安全受到威胁，有没有人站出来。父亲说我是北京铁路局主管工务的副局长，我不管谁管，我不站出来谁站出来。他几次找河北省的这位领导交涉，得到的答复令人啼笑皆非：钢轨是国家的，你可以用，我修地方铁路也可以用。你北京铁路局的铁道线从我河北省的地盘上过，你就得听我的……父亲向局党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召开全局电话会议，要求管内沿线，特别是京广大干线，一定刹住乱调国家物资的歪风。 这下惹恼了地方大员，将父亲告到铁道部。铁道部和北京市的领导都支持北京铁路局的做法，但考虑到铁路与地方的关系，铁道部采取了一个又缓和关系又保护自己忠于职守、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干部的办法——将父亲调离北京铁路局，提升为铁道部工务局局长。这一变动，让河北省无话可说，父亲还得到一张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盖章的任命令。 这种天高皇帝远、占山为王、惟我独大的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有些干部手里的权力大了，根本不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放在眼里。 父亲调到铁道部工务局之后，首先采取的还是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1960、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铁路线路桥梁隧道等长期失修，对铁路行车安全威胁极大。父亲带着三四个专业技术干部，走遍了东北、华北、西北大半个中国。本来铁路配备有领导检查线路用的公务车，一节车厢有卧铺有会议室有观察窗。父亲有资格坐这样的公务车，但为了更好地观测线路情况，为国家节省运能，他每到一个铁路局，都乘坐工务段施工拉材料拉施工人员的轨道检查车，利用列车运行间的“天窗”，逐段看线路，虽然条件差些，但离路基钢轨更近，遇到问题还可以随时停下来，步行实地查看。 几个月后，他将线路存在的严重问题总结写出报告递交部领导。当时刚经过大跃进，大多干部都是报喜不报忧，个别部领导对实际状况也了解不够，报告未受到重视。父亲据理力争，摆出基层调研掌握的分析情况，最后取得部党组的支持，加大了对线路维修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投入，为改变铁路基础设施状况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62年起，父亲就像铁道部党组的一把剑，哪里有了硬仗，哪里需要闯关，就亮在哪里，部领导总想着这位老八路出身的儒将，从来不提条件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1962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挑选100名曾经担任过地委、县委书记，现任部局级的干部，带职下放到全国100个重点县工作三年，父亲被派到甘肃省临洮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 在此期间，他与当地农民同吃住同劳动，骑着自行车下乡，一点不像北京来的干部。只有一次，他搞了点“特殊化”。当地卫生条件差，在下面时洗澡困难，他利用个星期天，坐上火车到条件好点的中小城市去洗澡。当时铁路客车少，洗完澡没有了回去的车。找到车站值班室，拿出工作证。站长一看是铁道部的干部，不像是假的，就安排了一趟货车的守车。临走前看到有个工务养路工区，父亲就进去看看。自报家门是铁道部的工务局长。有车站的人陪着，小工区又从来没来过这么大的官，于是热情款待，围着炉边，用工人们的大茶缸子喝开水，吃炉台上烤的干粮。工人们说：“咱们的局长就这样呀！” 当时当地民风纯朴，要是现在遇到这种情况，看有人理你不？十有八九把你当成骗吃骗喝的。 1965年7月，完成支农任务回到北京，武竞天副部长亲自到车站去接，又送到家里，进门就说：“部党组决定让你带一个工作团去吉林铁路局搞‘四清’，在家休息两天就出发吧。”部长太了解父亲了。不用说任务有多急，他从来都是有令则行。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部机关，看文件，正式接受任务，转天就出发了。这一去又是十个月。 这期间，部领导还征求父亲的意见：外交部需要一批学历高、理论水平高、政策性强的局级干部出任驻外大使，希望铁道部推荐。父亲表态：如果是下令调动，我没有意见。如果是征求个人的意见，我对铁路工作有感情了，还是愿意留在铁道部。如果那时去了外交部，中国多了个敢于碰硬的外交官，可铁路就少了名能打敢拼的战将。 （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父亲母亲。） 三 回到工务局，已是1966年的年中，坐在铁道部的大楼里，已经闻到浓浓的火药味。消息传来，说“西安铁路局的班子全烂了”，铁道部的领导也摸不着头绪，“运输没人管哪儿行”，紧急中又想到郭修真，派他带七八个干部立即赴西安，这七八个人中有派去当政治部主任的、有接任运输处长等职务的，这里面还有后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石希玉。 没曾想西安铁路局已开始了造反夺权，根本没法工作。造反派到北京在铁道部门前贴出了“郭修真是刘澜涛吕正操背着中央派到西安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父亲一看这个阵势，果断决定，只他一个人留在西安应付局面，其他人全都返回了北京。从此，父亲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残酷的批斗、游街、劳改、住牛棚。 多少年后，石希玉在父亲回到北京铁路局任党委书记几任后又接任北京铁路局局长，后来又提升为铁道部副部长，什么时候见到我父亲都是毕恭毕敬、尊重有加。 我在人民铁道报担任负责部机关采访的记者时，他向大家介绍称我为“少爷们”。 我父亲这个人非常重情义，诚心待人，按现今说法：几十年积攒下不少“人气”。范儒生伯伯的儿子范明问过他爸爸，你的老战友中，谁和你交情最深。儒生伯伯回答“修真”。 “文革”期间是考验人与人关系的特殊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定襄工作过、“文革”初期在吉林省当省委书记的于林，造反派把他抓起来，家也抄了，十三四岁的女儿无家可归。于林告诉女儿到北京去，找“修真叔叔”，于是我家住进一个不知从哪来的小姑娘。太原有个叫张培华的老战友，父亲当县委领导时他还是个小八路。造反派斗得他无处藏身，他只身跑到北京来。北京认识的老乡，张培华左思右想，最信得过的还是修真，父亲当时也正在被通缉，冒着危险把家里的钱和粮票给了培华。 后来培华叔叔不只一次跟我念叨：“要不是你爸爸，我就得在北京要饭了。” 韩纯德伯伯在没有恢复工作时，从平山来北京，经常在我家落脚，有时就住在家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的友谊从未间断。 他以诚待人，在艰难之际也得到回报。在西安时造反派对他天天批斗游街，趁看守不注意，他跑到太原，自然也是无处投奔，老战友全是当权派，没有不挨斗的。他想起韩纯彦，不是党员，自家有个小院，夫人是晋剧演员。纯彦叔叔不怕受牵连，把父亲藏在家里，几十天不出小院。 “通缉犯”从太原又潜回北京，不敢回家，住在虎坊桥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为了探查铁道部的消息，他给曾当过他秘书的吴守忠写了封信，称如果不怕受牵连的话，能否来见一面。吴叔叔接到信后丝毫不犹豫悄悄来“接头”。 山西是老家，北京是铁道部所在地，都是造反派查找的重点，都不安全。谁也想不到西安铁路局两派中保皇派的一个头头，又把他藏到河南农村的家里，连我们家里人都不知道，一直到形势好转。这应了那句老话，好人好报。父亲对我说，没有这些好朋友，我真躲不过“文革”武斗这一劫。 1971年，父亲又被派到乌鲁木齐铁路局任革委会副主任，是不穿军装干部中的一把手。那里是民族地区，矛盾重重，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几年后铁道部又把他派到铁道部石太线建设指挥部，与北京局、太原局、山西省、河北省四方打交道。部领导说他管过工程，在部机关工作多年，又是山西人，是协调关系的最佳人选。随后又去过新组建的铁道部规划院，一直到1975年才回到铁道部，担任工务电务合并起来的工电局局长。 回到部机关之时，正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化革命”搞了近十年了，铁路百废待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派万里任铁道部部长。我的父亲就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调回了铁道部，正准备为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大干一场，“四人帮”又搞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主持铁道部工作的领导跟得很紧，大会小会组织揭发邓小平、万里的问题。父亲的耿劲又上来了：全国铁路的线路质量积重难返，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我没时间参加什么揭发会，没时间写表态材料。他跑到沿线去检查线路，部里十二道金牌往回叫就是不回来。 1976年10月初，我在北京内燃机务段专运车队工作，执行了一趟江青外出的任务。回到北京站，江青把乘务组的人员叫到车厢前接见，还说了些当时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话，什么“你们受气我也受气”。我还不知道这趟外出回来后，“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回家后就跟父亲说，江青接见了我们，还跟我握手了。父亲一听脸一沉：“去！洗手去！”当时社会上对中央的事有所传闻，但没想到父亲态度如此鲜明。果然没几天，“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布了，这段让我洗手的小插曲也成了他与战友亲朋间的笑谈。 1979年，当时的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赵文普调任铁道部副部长，谁接替赵文普又成了部党组考虑的难题。北京是京畿重地，重中之重的交通枢纽，人际关系又复杂，一般人还真镇不住。部领导又想到这个放在哪都能发光闪亮的郭修真。3月份，父亲回到他熟悉的北京铁路局。 一天中午，父亲回家吃的饭，吃完饭说去西四附近宝铲胡同的北京铁路分局招待所开会，骑着自行车就走了。谁想到这一去整出个大新闻来。 在招待所开完会，分局领导们送出来，工作人员忙招呼：“郭书记，您的车呢？” “在那儿呢！” 父亲一指墙根靠着的一辆自行车，“我家离得近，骑车方便。” 在场的人全傻了。看来新书记有些新气象。 果然，路局发生的几件事，影响还真不小。 粉碎“四人帮”以后，局科研所技术队伍扩大了，办公用房拥挤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五十七名工程技术人员，只有三间半房子，每人平均不到两平方米，三人合用一个办公桌，一些人只好背着书包搞科研。父亲带头从带套间的大房间搬出来，其他局领导和一些处室也主动腾房间，这下科研人员的房间调整好办多了，初步缓解了科研所办公房的困难。 上任短短的几个月，父亲走遍了管内三个分局的主要基层站段，还找了机关处室干部座谈，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他发现，当前一些干部、群众积极性所以调动不起来，原因很多，而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搞特殊、走后门，对群众情绪影响最大。因此，他下决心从局党委领导班子抓起，从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问题上抓起。他先从自己该做的工作入手，对找上门来要求解决子女工作的同志进行说服教育，堵死后门。他又主持召开了党委常委生活会，把机关和基层党员对局领导干部提出的意见一条一条地摆在桌面上，组织大家提高认识，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大家针对存在的问题订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党委常委和副局长都参加了处、室的党小组，按时过组织生活，接受党员的监督；改正和防止了分配住房、乘用公车等方面的不合理现象。 当时，北京铁路局办公室有个新闻报道的硬手叫艾振远，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通讯《郭修真的三把火》，上面的几件事我都是从这篇文章里看到的。中央的报纸正缺这样的典型，很快就刊登在1979年8月29日的二版上，这篇报道在北京铁路局以至全国铁路，都引起了反响。 人民铁道报驻北京局的记者李丹也写了篇类似的文章，送到父亲处审阅。《人民日报》刊登他管不了，铁路自己的报他拦住了。他批给李丹：“这个稿子无论如何不要发，都是一些小事，一般的小事，谁都可以做到，谁也应该做到的小事，发表它意义不大，反而有副作用。请不要发，即使发内参也不必要。” 父亲一向做人做事低调，要让我看这些事情真是反腐倡廉的好教材，但群众中反映好，不等于所有人都说好。你有时骑自行车上下班，就有人想做小汽车不敢坐了；你宁愿自己办公室小点，让给科研人员，别人也跟着条件降低了。廉洁教育是个长期的事。 李丹也是有心人，这张批条一直保存着，直到他当上了报社的总编辑，我也是报社的副总编辑了，他在整理自己保存的资料时把这张条子找出来了并送给我，知道总会有用得上的时候。 我的父亲之所以新上任敢烧三把火，是因为自己腰板直。我家的亲属在北京真有几个。我的叔伯叔叔郭根善，一解放就在北京电务段当报务员，后来年纪大些不发报了，改当电源室的电工，兢兢业业干到退休；父亲姑姑的儿子叫二中云，从我记事时他就在通县车务段当工人，逢年过节来看看四哥，从没求办过任何事，他退休了，他的儿子顶替还在通县当工人，没有往城里调近半步；我三伯的儿子维华解放初在丰台车辆段工作，搞对像找了个老家县中学的老师，作为分局长的亲侄子，帮忙把爱人调到北京来不是难事，可最后是他回到西邢村当农民，住回了老宅；我母亲只有一个弟弟叫金槐，一直在村里种地，五十年代老家生活条件还很差，父亲能做到的就是把我们穿旧的衣服寄回去，隔段时间寄回去三五十块钱。当时我大哥的衣服小了给二哥穿，二哥衣服穿小了我穿，上小学时我的衣服膝盖、屁股上不少带着补丁，可想而知能给老家寄回什么好衣服。 我的大嫂师大毕业分配到门头沟山沟里当老师，一干就是十几年；二哥结婚时住在一个大杂院的耳房里，厕所是公用的；姐姐住的是单位的筒子楼，楼道里做饭，一家炒菜，满楼道的油烟；我在机务段跑了八年车，越过年越到外地驻班去，爱人在北京站当售票员三班倒，我俩经常是你下班我上班，真真体验了铁路运输一线职工的辛苦。 （下图为1995年父亲七十八岁时的全家合影。） 四 1983年年底，父亲在办公室突然呕吐不止，腹部巨痛，送到铁路总院一查，是急性胰腺炎，住院二十多天，体重降了二十多斤。这年父亲已经66岁了。 此前他多次提了离休的申请，部党组一直没有批准，借着这次得了重病，就再次申请离休，终于正式退了下来。 听我母亲说，父亲从1956年工资改革时评定为行政干部的十级，后来每次调整工资因有晋级面的限制，他都没有动过。这次部党组报请中组部批准享受副部长级待遇，按惯例可增加一级工资，父亲也回绝了。 这个工资级别直到1997年去世也没有变。四十年工资级别没有变，在全国行政干部中恐怕也是少有的。 还有一个惯例，像他这样的干部，退下之后，还要在协会学会安排个职务，他被任命为铁道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父亲回复部党组：“我从没有在政法系统工作过，去这个委员会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如果是照顾过渡一下，就不必了，我退就完全退下来，请党组放心。” 从这时起，他不参加铁道部的任何活动，包括典礼、仪式、工作会议。 母亲也于1986年离休，从此，两人过起了丰富多彩的新的生活，旅游、访友、摄影、下棋、写作，老战友们也先后离开工作岗位，终于有时间聚在一起。我母亲会做家乡饭，隔段时间就请大家来家尝尝她做的荞麦面、高粮面。离休后的十几年，父亲的生活依然很精彩。 1996年，父亲被查出肺癌，治疗了一年，1997年6月6日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岁。 直到离开我们之前，他一直乐观开朗，把生死看得很淡。 从1997年至今已二十年了，母亲已经九十五岁高龄，每天读书看报写作。全家人和和睦睦，子孙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父亲在天国安息，他一直在为我们这个家庭带来温暖。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写于2017年5月父亲去世二十周年前夕） 父亲与战友们的合影。 图一为在北京力学胡同家中，后左一阎武宏，后中郭茂生，后右一赵克伟。 图二为老战友在家中聚会。左起：史进前、韩纯德、梁寒冰、范富山、郅文林、郭修真、酆炳军。 图三为在太原看望老战友郭文秀、郭高岚。
到今年6月6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今年10月，又是他诞辰100年。从一年之前我就想写点什么，纪念他，缅怀他。家里人，同事，朋友也劝我，你博客中写了那么多文章，最该写的是你的父亲。我说，父亲生前一直为人谦逊，做人低调，不事张扬，又不是什么名人，不会看重百年纪念诞辰什么的。同事说，你父亲在铁路上就算是名人了，在铁道部、北京铁路局的老人当中是个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严于律己、耿直正派，眼里揉不得沙子；老乡战友的后代们说，修真叔叔是好人，很有人缘，在老战友中口碑甚佳，写写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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